关于生财的小路，《大学》中讲到聚敛型的财富观，引用孟献子的话，旗帜鲜明地反对聚敛财富，严厉批评那些聚敛财富者，说到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
神代表着阴阳变易之不测，鬼代表着诡谲怪畏之变。今人晁福林先生以鬼字为人死之形，即承此说。
《左传》庄公三十二年和《国语·周语》有神降于莘之事，内史过径以人鬼理解：昔昭王娶于房，曰房后，实有爽德，协于丹朱，丹朱凭身以仪之，生穆王焉，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。但丧礼之后，死者之灵位进入宗庙，死者之事迹进入历史，与活人世界形成一种新的关系，其后便有了神鬼之别，成为形成不朽、构建文明的重要方面。《左传》僖公十年：神不歆非类。官师一庙，曰考庙，王考无庙，而祭之，去王考为鬼，庶士庶人无庙，死曰鬼。宗庙祠堂、坟墓邱墟，既为阴气所聚，又是神灵居所，活人至此，凛然之畏与肃然之敬往往同时降临，生命之尊严与死亡之可怖亦触处可感，而这些本来就是生命流转、性命展开中的应有之义。
《中庸》曰：鬼神之为德也，其盛矣乎。由人化为的神与自然神之间的融合，展现了人类文明秩序遵从并终将吸纳进自然生生秩序。这也是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一再强调的。
另一种则是宇宙论的（cosmological）思维。所以，杜先生说：儒家相信内在主体有终极性。（2）不仅如此，要解决现代人类的问题，并不是儒家独行其是，而是在儒家文明的自新前提下的全球文明的共建，即笔者在拙文中谈到的：正如杜维明先生曾多次引证的荀子的情感态度：‘以仁心说，以学心听，以公心辨。平议 精神人文主义（Spiritual Humanism）是杜维明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。
它不是从外面加之于我的，而是我自己发现的，我自己能够理解的，我将此变成一种信仰。[40] 作为主体性的仁之性发端于恻隐之情，这正是上文谈到的回答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，它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性→情架构，而是情→性架构。
[69] 至于面向未来的儒学，这更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。[49] 张梅：《精神人文主义与民族文化复兴——访北京大学高等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19年3月27日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以下几点值得讨论： 1．儒学超越之维的存在 杜先生指出：现在国内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是身心和谐、人和社会的关系，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，而对最后一个人与天的关系问题关注度不够。[70] 张梅：《精神人文主义与民族文化复兴——访北京大学高等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19年3月27日。
他指出：如果只注意凡俗的世界而对很多宗教传统、精神传统（超越的上帝、安拉这种精神的最高实体）完全不照顾到也是不可行的。在外在超越性的宗教中，对进步对发展非常强调。这里，杜先生的精神概念是与凡俗和科学相对的。[91] 黄玉顺：《事天还是僭天——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范式》，《南京大学学报》2021年第5期，第54?6?369页。
‘以学心听是讲的具有虚心倾听的态度。[30] 黄玉顺：《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——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04年第2期，第36–45页。
杜先生说：我们应该把握四种关系。这里的超越突破，指在超越观念上的突破，即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轴心突破（Axial breakthrough）[74]，意指转向内在超越。
笔者理解，杜先生并不是说现代人类只有物质追求，没有精神追求。他的正面观点是儒家的超越突破即基于对人的全面了解之上，并非向往一个遥远上帝或天主，这是内在超越（imminent transcendence）[73]。即身心的整合、人和社会的互动、人和自然的持久和谐、人心天道的相辅相成，就构成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人的基本框架。孔颖达疏：‘继之者善也者，道是生物开通，善是顺理养物，故继道之功者，唯善行也。2．现代人类心灵状态的表现 杜先生说：在物质化、科学化的现代社会，外在系统变得极为强大，我们已经习惯了让自我去适应客观世界，认为让外物来适应自己心灵的运动不仅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合乎道理的。又注重神，有很强的精神资源，可是它又是以人为核心的，不是‘人类中心主义，而是以人为关注重点的。
《事天还是僭天——儒家超越观念的两种范式》，《南京大学学报》（哲学·人文科学·社会科学）2021年第5期，第54?6?369页。[57] 罗尔斯：《政治自由主义》，万俊人译，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25?6?3226页。
它是公民的理性，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。他说：儒家具有一种深厚的超越传统而不是世俗的人文主义，也不是一神论意义下的宗教[67]。
一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（secular humanism）即科学主义（scientism）。[28] 蒙培元：《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，《哲学研究》1991年第3期，第50?6?360页。
如若不然，例如复古主义的心灵，那么，让外物来适应自己心灵将会导致什么后果？所以，笔者强调：未能成己，焉能成人？[12] 3．现代人类心灵状态的反拨 面对现代人类的心理状态，杜先生相信物极必反，他引述梁漱溟先生的看法，认为当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到极致，印度的舍离人生必然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[13]。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，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。不过，杜先生在这里只是在说中国的情况，而非整个现代人类的情况，因为西方的物质主义当然不是西化的结果。[80] 杜维明：《为什么要学做人——关于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的思考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18年8月11日。
[84] 这里值得注意两点： （1）天生人成这个表达，从牟宗三先生开始，学界都以此来概括荀子的思想。[51] 张溢木、王乐：《试析康德〈纯粹理性批判〉中的道德理性》，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1年第6期，第4?6?36页。
[100] 郭齐勇：《杜维明先生精神人文主义的新贡献》，《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：杜维明先生八十寿庆文集》，第3?6?310页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
（3）杜先生呼吁公共理性，他说：公共理性的声音在不同领域能够出现，这些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。[⑨] 蒙培元：《心灵的开放与开放的心灵》，《哲学研究》1995年第10期，第57?6?363页。
对此，倪培民教授指出：把性看作天命，是最高的自我超越，自我神圣化，天人合一。[72] 杜维明：《什么是精神人文主义？》，《南方周末》电子版2014年12月25日。[26] （2）内在精神统摄于根本的主体性。[23] 杜维明：《什么是精神人文主义》，《南方周末》2014年12月25日。
他说：孔子所讲的‘克己复礼为仁，就是高扬人的内在主体。以下凡引此文，不再注明。
综上所述，杜维明先生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构想，正如郭齐勇先生所说，极具启发性[100]，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。[31] 这里良知反思动力之间的关系虽然尚不清晰，但反思应当是来自杜先生所服膺的孟子之思[32]，所以应当是来自孟子所说的良知[33]。
[14] 参见黄玉顺：《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——重读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〉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8年第5期，第121–129页。[54] 杜维明：《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》，《人民论坛》2014年第15期，第74?6?377页。
